之前《亲爱的》在清华大学点映，莘莘学子泪光闪闪的注视中，台上的导演深情拥抱了编剧张冀。陈可辛说：“这是我最信任的编剧，没有他，就没有《亲爱的》。”

       “70后”湖南湘西编剧张冀，写出了一个哭翻威尼斯电影节，即将泪动全国观众的剧本。这是一个打拐、寻子题材的电影。难得的是，《亲爱的》不是一部廉价催泪片，电影很感人，但平静而不浓烈，且触及了社会某些灰暗面，让人感慨编剧有直面现实的勇气。

       以下为访谈内容。

　　记者：《亲爱的》是您和陈可辛导演继《中国合伙人》后第二次合作。《中国合伙人》有三个编剧，这次却只有您一个。是因为你们特别有缘分吗？请谈谈这次合作的过程。

       原型：彭高峰父子

　　张冀：这个题材，我个人更感兴趣吧。《中国合伙人》拍摄完成之时，当时导演的搭档陆垚给我看了原型彭高峰的纪录片和相关资料，我很受震撼，就决定写这个故事。我认为可以在这个故事里放进很多内容，不止寻子故事这么简单。

　　记者：听说您有两年时间，和《亲爱的》原型在一起生活？

　　张冀：并不是真的在一起生活，而是说写剧本的时候，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。导演曾经派工作人员专门去深圳采访过原型人物，我看过采访资料。我写剧本的时候，并没有见过他们，因为觉得材料已经够丰富了。我愿意客观地跟真实事件保持距离，这样在创作上可能会更冷静，不会掉入单纯伦理剧的局限中。

　　记者：创作《亲爱的》剧本时，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？在哪些方面修改最多？

       张冀：一个真实事件变成电影故事，只能说你有了一个基石，但是“再造”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。因为电影不止是临摹，也不是简单地再现，它必须提炼出够得上拍成电影的主题，以及适合这个主题的结构和情节。

　　事件是真实的，但几乎所有情节都是虚构的，人物也进行了为表现社会人群差异的重组。也就是说，面对一个小孩丢失的故事，要去表现一个转型社会中不同人群的众生相，他们的失落与新生，他们的痛，以及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荒谬。这个是最难的。

　　记者：打拐，寻找失散儿童是敏感题材，如何把握现实题材的“度”？

　　张冀：用心去写，用善意去创作。你总得学着去解决问题吧。还有，尝试站在每个人的角度，实现沟通，而不是抱怨。

　　记者：是什么驱使你，想在电影中，更多触及一些敏感的，或者说某种不那么乐观的现状？

　　张冀：任何痛苦都是敏感的，你不能回避书写痛苦，那样就太幼稚了。真正的乐观是去面对问题，而不是逃避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陈可辛作为一个香港导演，拍了两部非常地道的内地现实作品。他说您的功劳很大，他很信任您。您是怎么打动他的？

　　张冀：尽力把剧本写好吧。如果我们每个从业者的出发点，都是去拍尊重观众的好电影，我想我们会打动自己的，打动自己是前提。

　　记者：陈可辛导演和其他导演相比，他的可贵之处在哪里？他对剧本要求高吗？

　　张冀：他对剧本要求非常高，非常麻烦，所以对他爱恨交加。可贵之处呢，我觉得他的生活中只有电影，他不会跟你聊别的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看电影长大的人，童年的热爱无可替代。他见过很多世面，也很会看人。我觉得有时候，距离真的是产生美的一个条件吧。正因为他是香港导演，所以旁观的角度会更冷静准确。

　　记者：您下一部作品是否可以透露？也是现实题材吗？

　　张冀：肖洋的《少年班》(讲述一班天才少年在大学期间所发生的故事)，陈国富监制。是现实题材，9月底就开机了。

　　记者：作为一个编剧，您平时是怎么搜集故事素材的？

　　张冀：阅读。听别人的故事。尽量简单地生活。